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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郭解为什么必须死？他的死用现代化来讲就是时代变了。从高帝定鼎到武帝御宇这数十年间是大汉皇权逐步加强、阶级逐步固化的发展期。郭解这种游侠在这个大背景下生存空间必然越来越小，其人正是这个发展期的牺牲品。

    郭解号称“权行州里，力折公卿”，实际上跟他的前辈比已经低调谦卑得多了。高帝时期有鲁国的朱家，项羽败亡后敢藏匿楚将季布，并为季布向夏侯婴求情，季布发达后他却拒绝和季布再见面；景帝时期有洛阳的剧孟，七国之乱时周亚夫请来剧孟相助，高兴得好比打下一个敌国，剧孟的母亲去世，来送葬的车超过一千辆。

    相比之下，成名后的郭解在官府面前的姿态要低调得多，别说面对夏侯婴、周亚夫这种顶级权贵，他去当地县衙办事都从来不敢坐车去的。《史记丶游侠列传》记载：【解执恭敬，不敢乘车入其县廷。】

    尽管郭解为人恭谨，但他藏匿亡命之徒、结交郡国豪杰终究会犯地方官府的忌讳，所以当刘彻要迁徙各郡国的豪富人家去茂陵时，当地县吏还是把他列入了迁徙名单。

    卫青对刘彻说：“郭解家里穷啊，不符合迁徙的标准。”

    刘彻却说：“一个百姓的权势竟然能使大将军为他说话，可见他不穷。”

    刘彻的想法没错，对他而言，郭解一个河内郡轵县人竟然有能力把关系托到帝都的大将军处，这样的人是穷是富已经不重要了，光凭这份活动能力就该被迁徙到关中就近控制起来。

    迁入关中后的郭解表面是很低调，从不喝酒，出门也不骑马，但他的名气摆在那里，关中豪杰都慕名来和他结交。

    秦末天下大乱，战国遗风犹浓，游侠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上升空间，汉初功臣如郦商本来就是游侠头子。武帝时期天下已定，社会各阶层也趋向于稳定，皇帝、世家、豪强、富户、平民，这个从上到下的体系已经基本固化，游侠这类游离于体系之外的人其生存空间变得非常狭隘。

    郭解这种游侠如果能利用自己的名声和势力勾结官府，广置田地，哪怕他没什么文化，两三代人后其家族上限大概能成为地方豪强；如果经营不当，下限就是编户齐民的百姓。

    但是郭解却不去追求田地和财富，反而散去财富收养门客，扶危助难结交豪杰，凭借侠义的名声获得了几乎与地方官府一样的威信势力，这种做法自然不得善终。

    司马迁说：“郭解之后，行侠义的人仍然很多，但是都很傲慢而不值得称道。只有长安的樊仲子等人，虽然行侠，但是却有着恭敬谨慎的谦谦君子风范。至于像北道的姚氏等人，只是民间的盗跖罢了。”

    为什么呢？因为郭解之后，游侠都转型了。武帝时期，国家制度逐步完善，法网日趋严密，那些谦恭谨慎的退让君子虽有侠名，其实已主动融入了帝国秩序中，慢慢成为富户或者豪强的一员。

    郭解后期为人谦恭其实也是在转型，只是他风头太劲，名声太大，手下的门客又太嚣张，被追捕是因为门客杀人于宫门前，被族诛是因为门客杀死陪审的儒生，这种权势威望让帝国高层不能容他。至于那些傲慢的人甚至“民间盗跖”虽然仍在秩序之外，但是不得民心，充其量是黑社会混混打手之类，很容易成为官府的打击对象，再也不可能像郭解那样“权行州里，力折公卿”了。

    洛阳有一对仇家，积怨很深，当地的名士和豪杰有很多人从中调解都没有成功，有人找到了郭解，想请他居中协调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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